1956级生物系校友。动物学和鸟类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主持20多项研究课题，发表研究论文100余篇，主编或合编《普通动物学》等多部高校教材，出版专著十余部。曾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1948年，北平师范大学校园里经常会见到一位夹着画板的青年学生。每次他路过生物学系的温室时，都会驻足窗前，凝视穿着白大褂的师生们认真严谨地做着实验。不久，他考入了生物学系，从此与鸟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就是动物学和鸟类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光美。

学习有动力

1954年大学毕业后，郑光美留校任助教，开始随包桂睿教授采集鸟类标本。在日复一日的标本采集工作中，他不但练就了一手制作标本的好本领，而且对鸟类区系有了系统的认识。

1956年，郑光美进入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苏联著名的动物生态学家和动物地理学家库加金教授。当时国内的鸟类研究水平还比较低，谁打鸟的枪法准，谁就能拿到研究样本，成为好的研究人员。当库加金首次把动物生态学和动物地理学带到中国后，很多传统的做法被颠覆。他反对盲目的打鸟：“研究对象都死了，就没有研究价值了。”

库加金以身示范，手把手地教给郑光美如何观察鸟类、研究鸟类。那时，只要库加金提到的、教过的，郑光美都会认真学习。2年的时间里，郑光美跟库加金走过了东北的许多地方，在教授身边学会了许多研究鸟类的方法。在库加金活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活跃的学术思维引领下，郑光美的学术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科考有韧劲

1960年初夏的秦岭，郑光美带领的考察队伍行进在荆棘丛生，廖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中。他们的目标是从秦岭南麓翻越主峰到达北坡，考察那里动植物的垂直分布特征。

当他们翻过秦岭主梁，行走在海拔1500米的高山上时，他们遇到了巨大的生存挑战。此时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但备用的补给消耗殆尽，在这无边无际的森林里，考察队员的思想和体能都面对着极大考验。正不知所措，恰巧遇到了进山拉木头的解放军。山路是刚用炸药开出来的，非常狭窄且极其陡峭，解放军不敢冒险带他们出山。最终，郑光美决定带领队伍跟车出山，他毅然决然地跳上了第一辆车。紧紧抓着车上的绳子，他看着车外的悬崖，半个车轮在山路外悬空。就这样，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走出了无人区。

此次科考，郑光美撰写的《秦岭南麓鸟类的生态分布》成为了国内首篇讨论动物生态分布特征的论文。科考中，他们还偶然发现了大熊猫的皮毛、碎骨，他们随即拼出了带牙齿的大熊猫头骨。1964年，郑光美在《动物学杂志》上向世界宣布首次在中国秦岭发现了大熊猫。这一发现，把大熊猫分布的区域扩大了一倍，秦岭大熊猫得到了科学界的承认。

科研有突破

科学研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发掘探索。

德国著名鸟类学家斯特利斯曼曾提出，在非洲过冬的新疆红背伯劳属于不完全换羽的鸟类。在研究鸟类换羽规律的专家面前，郑光美并没有盲从，而是开展了认真细致的研究。上世纪70年代初，郑光美从北京来到新疆，开始对新疆特有鸟类进行标本采集，对红背伯劳、灰伯劳开展深入研究。

经过研究，他发现一般的情况下，候鸟在秋季才会换羽，但由于新疆地区气候干热，鸟类羽毛磨损严重，因此新疆红背伯劳提前到了7月份换羽。到了9月份，新换的羽毛经历了去非洲的长途飞行，又变旧了，会让人误以为一直没有换羽。斯特利斯曼仅研究在非洲的新疆红背伯劳的换羽情况，得到的结论是片面的，不真实的。

郑光美用自己严谨的研究，突破了专家作出的错误判断。他对红尾伯劳的观察，也开启了国内对鸟类领域行为的研究。

术业有专攻

黄腹角雉是中国特产鸟，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对这种珍稀鸟类还一无所知。在郑作新院士的邀请下，郑光美走上了对黄腹角雉的研究历程，开启了他最有意义的学术生涯。

1983年夏，郑光美在浙南方圆数百公里的的林区，拍下了世界上第一张野外生活的黄腹角雉雄鸟和雌鸟的照片。1984年4月，为了深入研究黄腹角雉的习性，他再次来到山势陡峭、云雾笼罩的浙江省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千斤坑的考察途中，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郑光美从倾斜的石板上滑了下去，慌乱间抓住了一棵孤零零的小树。半小时后，当他脱离危险回头看滑倒的地方，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3天以后，他们终于发现了黄腹角雉，但还没发现黄腹角雉的巢，艰苦的考察还在继续。一天，郑光美冒雨上山，无意间撞到了大树，随之从树上飞起了一只黄腹角雉。凭着直觉，他马上拿起望远镜观察，惊喜地发现树干上有一个浅浅的窝，窝里还有4枚土黄色的卵。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野外发现黄腹角雉的巢。

后来，郑光美通过十余年的驯养繁殖研究，攻克了原产于亚热带高山的黄腹角雉的存活、受精和繁殖等难题，在北京地区建成了可自我维系的人工种群。他和学生们关于黄腹角雉的19篇论文被权威性巨著《世界鸟类手册》所引用，被同行们誉为“黄腹角雉之父”。

在郑光美看来，鸟类研究就是他的生命之伴，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他就像一面鲜红的旗帜，高高飘扬在鸟类研究的高地，引领着后来人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