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级历史系校友，编剧、导演、作家。1987年，出版长篇小说《命运四重奏》；1991年，《辘轳·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编剧单项奖；2000年，自编自导农村电影《美丽的白银那》，获得第6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编剧奖；2005年，剧情电影《大东巴的女儿》获得第5届俄罗斯“阿穆尔之秋国际电影节”优秀最佳导演奖；2008年，自编自导农村电影《浪漫女孩》，获得第7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入围最佳导演奖；2009年，韩志君被国家广电总局、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评为中国六十位“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2014年，执导的戏曲电影《大唐女巡按》获得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

20世纪80年代末，还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编辑的韩志君，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命运四重奏》。小说以一个农村家庭中四个妯娌的情感和命运，揭示出新时期文明和愚昧的碰撞。在他和胞弟韩志晨的共同创作下，经典电视剧剧本《篱笆·女人和狗》问世，一经播出轰动全国，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韩志君兄弟俩一鼓作气，接连写出《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这三部作品被称为“农村三部曲”，先后斩获“飞天奖”“金鹰奖”“五个一工程奖”，成为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经典之作。

在韩志君看来，人性是影视剧走进观众心灵的桥梁，文艺创作不能囿于应景，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若不是韩志君的执拗，剧中的枣花原本有着全然不同的命运走向。在《篱笆·女人和狗》获得巨大成功后，许多人提议在第二部里把枣花写成农村改革进程中的女强人。不过，他拒绝了。“写作者不应成为人物的纤夫，而应遵循合理的性格逻辑，跟着剧中人走。”

在《命运四重奏》中，韩志君着力表现的是女主角枣花的三次精神悲剧。《篱笆、女人和狗》中描写了她的第一次精神悲剧——无爱的痛苦。在铜锁和她之间，无爱可言，只有一纸庸俗的契约和生锈的精神锁链维系着婚姻和家庭。但真正的悲剧在于，枣花不同于她的前辈，她不再浑浑噩噩，而是梦醒了又无路可走。篱笆墙那边的小庚，苦恋着她却又不可得，他们只能以目光在篱笆墙的两侧来传递彼此内心的感情，这就更平添了一层精神悲剧的意味。

到了《辘轳、女人和井》，枣花终于走出铜锁的怪圈，嫁给了苦恋她的小庚。当许多读者都以为作者要开始写枣花的幸福时，作者却为了更深刻地“写人，写心，写魂”，依据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写了枣花的第二次精神悲剧——爱的折磨。小庚真爱和深爱着枣花，但他的爱是农民式的，因而是自私和狭隘的。他娶了枣花之后，不幸地把他真挚的爱变成了一条美丽的绳索，把他的小院儿变成了一口深深的井，把命运变成了沉重的辘轳。他的“爱”，严重地束缚了枣花的个性和价值的自我实现。这样的书写，非常比较深刻地按触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落后面”。

再到了《古船、女人和网》，作者又写了枣花的第三次精神悲剧——自己对自己的束缚。本来，时代和生活都已经为她提供了机会和舞台，只要她潇洒地同自己的过去告别，就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娜拉”。但她不能够，也不敢，因为她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还有一面“心灵之网”，使她只能像蚯蚓一样，内心里向往着风雨和阳光，又只会在沉重的地壳中艰难地蠕动。因此，“逃脱中的落网”，就必然成为她的第三次精神悲剧。

韩志君通过三次精神悲剧，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完整又丰满的枣花形象，也通过对“葛家四妯娌”人物命运的塑造为我们呈现出中国新社会时期“新与旧”激烈碰撞的时代特征。“农村三部曲”不仅写出了枣花心中的网，也写出了中国农村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农民精神世界里掀起的波澜。作品折射出的现实意义跨越了时间，至今仍引人深思，这也是《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

关于《命运四重奏》，韩志君说道：“在我看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写好农村，就是写好了中国；写好了农民，就是写好了中国人。因为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个农民的国度，无论是谁都无法完全割断自己与农村和农民间的精神脐带。即便是我们这些从小就生活在大、中、小城市里的人，头脑中也依然还存在着一个‘意识的乡村’。现代化，就是‘现实的人’对‘人的现实’所作的挑战；而改革，就是我们全中华民族都齐心合力地冲破一张传统观念的大网，尤其是我们每个人都冲破自己的心灵之网。这是我对生活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也几乎是我所有作品的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