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新华社报道了我校2000级硕士校友蒋玉斌破译甲骨文的故事，阅读量10万＋。下面让我们通过访谈来了解蒋玉斌与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的不解情缘，重温他在东师的求学时光。

01

结缘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我上大学之前没有接触过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只是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喜欢写写繁体字，小时候攒了一些铜钱，有时会利用《现代汉语词典》后面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查查是哪个朝代哪个皇帝的。也算有些“好古”吧。上高中时，为了改变命运，只能拼命读书，终于考上了大学。大学里思想活跃，跟之前读死书的阶段形成极大反差。上了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等课程后，真正实现了思想启蒙，思维也得到训练。所以我一开始觉得自己该研究文学。后来渐渐发现，自己更想了解一些说得准的东西，再加上对古代有点儿兴趣，于是注意力就往古汉语、古文献、古文字转移了。这个过程中，教授古代汉语课的孙永选老师对我影响较大。

孙老师在古代汉语课上讲汉字通论，讲得很清楚，又介绍了《说文解字》，布置文选（《精卫填海》等）中的若干字让我们去查。我就这样了解到《说文》。因为知道这书重要，先是自己抄了一些，后来就到市里的书店买了一本。孙老师在课上课下也提到写小篆、做篆刻等，于是自己也搞了一些印石，买了本讲篆刻的小册子，学着刻了一些。曾给好几位同学刻过名章，当然不得要领，胡乱刻刻而已。同时，看了一些关于汉字、古文字的书，包括《古文字学初阶》《古文字研究简论》《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康殷的两本书等。《初阶》《简论》当时看得很快，印象不很深刻；高明先生的书是做了笔记，讲字例的部分都摘抄了；康殷的书看得也挺有意思，当然我现在不推荐看这类书了。《文字学概要》我很晚才看到，好像是大四时，才有同学辗转从北京买到。说实话看得很痛苦，但是知道这就是经典书，还是仔细看了。书中讲解表意字、形声字的部分摘抄了一遍，自己还做了索引。《概要》读得有些难，但当时还买了一本詹鄞鑫先生的《汉字说略》，后者大体继承裘先生学说，又写得较通俗些，对我帮助很大。古文字著作看过几本后，就很自然地把精力放到认字上，常常翻《初阶》《通论》《汉字说略》中的插图和图版，看看能认多少。那时我认字认得并不很好，隔壁班有位同学比我强，我常向他请教。他对古书也很熟，听说本打算考研，但因为外语成绩差，只好放弃了。

本科毕业论文我写的是《“问”后带宾语演变情况的考察》。起因是看王力先生的书，讲到汉语史上“问”后带宾语情况的演变，就打算自己摸排梳理一下。搜集材料时，把能找到的重要古书的引得翻了一遍（主要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和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及个别专书索引）；很在意出土文献，用了睡虎地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完全靠手工翻检。好像当时还辗转引了郭店简“鲁穆公问于子思”的例子（原书未见）。然后就是分析、统计，勾勒演变过程。最后在解释演变的部分，尽管老师们给了很多指导意见，但自己水平有限，就草草收尾了。这篇论文使我得到很好的训练，评了优秀。由于做过相关调查，也觉得像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这个拟名，本来是从首句“鲁穆公问于子思”中撮引的，按照古书习惯，叫“鲁穆公问”就好了，现在的名字反而不太好。另外，多年后我才知道，“问”后带宾语的演变这一问题，柳士镇先生早就做过专门的研究，不过自己能有这次体验，还是很重要的。这大概是我第一次从考察研究的角度去利用出土文献。

本科毕业后，我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跟随董莲池老师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甲骨金文文献方向），攻读硕士学位。从此正式开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领域比较专业的学习。

硕士期间，董老师给我们上了古文字学、先秦文献研究等课，还单独给我讲了《甲骨文编》。我帮董老师校过一部分《说文解字考正》的书稿，学到很多东西。我还上了所内老师们开设的多门文献学课程，有些问题也向中文系的张世超老师请教过。

董老师指导我读《甲骨文合集》等原始材料，跟我说过《合集》第七册师组等比较难。我从老师家抱回几册《合集》，一开始是泛泛地翻阅，虽然也做笔记，但所得不多。后来把《合集》七册前半部分复印了，下决心直接读师组部分，才终于沉了下去，看出一些东西。主要是因为这一部分《合集》常有不清晰的，要想看明白，就必须查旧著录，尤其是《殷虚文字乙编》。很幸运的是，东北师大图书馆就有1948年开始出版的老《乙编》，而且是开架书（这套书好多图书馆都没有），当我刨根问底地去翻老《乙编》时，情况就有一些变化：《合集》按内容分类收录，难免会打散同一来源的甲骨，同时是选收，而且复印《乙编》的片子更不清楚了；《乙编》按出土坑层收录，关联材料比较集中，当时要发表的全都在一处，尽管印刷不是很好，但这就是原始材料了。现在想，在比勘《合集》《乙编》材料时，研究就算开始了；当全面研读《乙编》前400多号的师组材料时，能在整理方面有所收获，也就不意外了。我很快在这批材料中发现三组缀合。董老师不仅鼓励我写出来，把文章推荐给所里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还写信给缀合大家蔡哲茂先生，替我询问三组缀合是否有人缀过。蔡先生在此之前，就曾悬立“新缀十组即送一部《甲骨缀合集》”的赏格，据说后来又降到五组。我才缀了三组，蔡先生还是寄赠一部《缀集》，算是破格奖励了。好在我后来续有新缀，也算没有辜负董老师的教导和蔡先生的激励吧。

蒋玉斌收藏的旧版《殷虚文字乙编》残本

就这样，我正式走上了甲骨文研究的道路。

硕士期间看专业书的条件更好了。精读古文字、出土文献原始资料时，不看纸本常常找不到感觉。因此除了复印少量的书（当时复印还有些贵），主要还是去图书馆看书。我经常去古籍部阅览室，没有多久，古籍部的老师们就都认识我了，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有一段时间我要翻《敦煌宝藏》，书在一间大屋里，古籍部刘老师就跟我说，我把你锁屋里，你就在屋里看吧，到吃饭的时候再把你放出来。古籍部老师们经常拿我的师兄王力波还有我当例子，教育师弟师妹们要好好读书。后来，比我晚一级的周忠兵兄更加刻苦，就成为新的榜样了。

硕士期间，我和周忠兵兄还去吉林大学听了林沄先生讲的甲骨学课。那时，我注意到已发表部分材料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对该种子卜辞的字体特征有所掌握，发现这一类型卜辞也见于旧有材料。就想在这方面下些功夫。子卜辞研究是林老师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花东子卜辞的发现，正好验证了他之前关于其他种类子卜辞还会出现的论断。我跟林老师说打算研究子卜辞，老师很高兴，鼓励我去做；我还向林老师借了朱凤瀚先生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当时只有初版本，不好找）来看。那时想考林老师的博士，但是林老师已经多年未在古文字方向招生了。一次课间，我鼓起勇气去问林老师：“能不能考您的博士？”林老师很干脆地说可以。（听完别提心里多高兴了。）接着又问了一个很低级的问题：“老师我该看什么书啊？”林老师说：“该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狂汗……）“非典”那年，我参加了吉大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初试在吉大，复试是电话方式）。笔试卷中古文字学一门考得并不太好，老师们还是把我招进来了。于是开始了三年的吉大求学时光。

读博士的阶段，我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有了一点儿基础，算是入门了，而且时间充裕、精力充沛，能全身心地研读古文字原始资料和研究论著；吉大古籍所内研究气氛浓厚，能得到名师大咖的指导，并随时受到各种最新观点的刺激。相比于其他阶段，这三年时间、精力、环境俱佳，是学习古文字最美好的时光。我特别怀念博士讨论课。这门课在会议室上，古文字研究室的老师、学生都来。吴振武老师几乎每次都来，林老师只要接到通知也都来，有时是吴老师讲，有时是冯胜君、吴良宝、沈刚几位老师讲；有一次课正赶上老师们开古文字年会回来，就说会上的新动态。更多的时候是学生讲，老师们点评。我好像讲过眉县新出青铜器、花东卜辞的新材料、黄天树先生的甲骨学研究；还有一次讲我写的一篇考释文章，其实没研究明白，吴老师直呼“太累”。水平有限，没能充分利用这么好的机会向师友讨教。

博士论文题目较早就定了子卜辞的整理研究。为了全面掌握材料，我把吉大图书馆的甲骨著录（包含特藏图书中于省吾先生的部分藏书）翻了一遍，吉大的甲骨著录很全。子卜辞及相关卜辞全摹一遍，其他值得注意的也尽量做笔记。林老师、吴老师还帮忙打招呼，使我得以到文物陈列室，前后两次、历时几天看甲骨实物。博士论文《殷墟子卜辞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做了材料整理和分类研究，对于各类子卜辞所反映的家族形态等问题没有展开去做，其实只是阶段性的研究，但也算为甲骨学做了一些工作吧。

2004年11月，蒋玉斌研究甲骨时缀合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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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研究领域

我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甲骨文字的整理研究方面。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做的几件事：一是整理已有的一些工作，包括《殷商子卜辞合集》及其后续工作，关于王卜辞的分类缀合集（子卜辞的缀合已体现在《子合》中，就不重收了）。二是继续《甲骨文字词合编》的编纂工作，分未识字、已识字两部分完成。三是注意思考甲骨学若干基础问题，尽量获得规律性认识。

对于甲骨、甲骨文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我们所知有限，像是盲人，隔着浓厚的历史迷雾，看不清全象。有很多具有基础性质的关键问题，现在还回答不好。小一些的问题，例如告辞到底是什么？它说明什么？刻上告辞要表达什么？大一些的问题，例如商人对于卜用甲骨，到底是怎样看待、如何对待的？这些问题，一时间不能彻底解决，但“摸象”时尽可能摸全一些、细致一些，体会准确一些、深刻一些，还是能做到的。通过细致观察，归纳、分析各类现象，就有可能看到甲骨和甲骨文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这也算是“透物见人”吧。当然，这些“基础问题”历来不容易说清，对我来说，这项工作可能也是奢想的成分较大。但我会一直思考这些问题。

另外，在学习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我也经常想，我们的甲骨学不能总讲老套的“常识”，应该有更准确、更深入、更新颖的东西。相对于已有的认识，一要信信，正确的、经过验证的，加以传承；二要疑疑，尤其对一些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问题，要有科学的评判；三要知新，要有新的认识，这些新认识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经过科学的考辨获得，决不能添乱。讲授甲骨学课的内容，会逐渐形成一本教材，上述对“基础问题”的思考，如有所得，并且确实是可信的，就可以充实到教材中去。

03

学术研究的心得体会

在阅读和收集资料方面，应该勤做笔记。有人喜欢用笔写，有人喜欢做电子笔记，因人而异，以适合自己为好。做了笔记后应常翻、常补、常批，这样对笔记才更熟悉，也随时有可能激发出新的想法来。笔记每积累到一定程度，最好集中整理一下，或为笔记编制索引，也是提高笔记利用率的好办法。

现在大家收集资料，常用电子本的，很方便。在收集较大量的甲骨原始资料时，我自己还是习惯用纸本的（如复印或打印的拓本、自己的摹本），比较直观，也便于前后调整、剪贴、题注等操作。集中、专门地研究一批古文字资料，建议手上要有纸本。

撰写论文方面，以我学习名家论作的体会，首先是确有心得，其次要会写。写好后可先“冷处理”、试从反面质疑、多请同行提意见等，都是保证文章质量的好方法，学者已讲了很多。投稿发表方面，我的经验很少。值得告诉年轻朋友的就是，被拒稿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写了一篇文章，自己觉得还不错，投到一本有名的期刊，被毙了。被拒稿当然会觉得沮丧，原因很多，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吸取教训再投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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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影响较大的著作和学者

有影响的著作很多，专业论著方面，影响较大，也时常在用、常读常新的，当然是以李学勤、裘锡圭、林沄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论著。对我的学习研究影响最大的学者，首推我先后跟随的两位导师，董莲池先生和林沄先生。

董老师领我进了古文字研究的门，他做学问严谨认真，对学生热情、负责，对我影响很大。我刚开始学甲骨时，董老师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摹写甲骨文亲自示范，还分我不少硫酸纸让我去摹，让我很快进入学习状态。有一个学期，我去董老师家里上甲骨文的课，记不清是到了饭点还是我没吃饭，老师转身去了厨房，不一会儿就给我做好了一盘蛋炒饭，真好吃。毕业后，董老师还在我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上又给予很多帮助。真是扶上马又送一程啊。

林老师很重视培养学生。他多次引述于省吾先生的话，大意是搞好古文字研究，一要活得长，二要培养年轻人。只要学生真心想学、想搞好古文字，林老师总是真诚、亲切地给予帮助、鼓励。博士讨论课上，有一次安排我讲眉县新出金文，我准备了好多天，临讲之前林老师先递给我一个单子，我一看是已有研究论著目录，比我注意到的还多好几篇，不禁汗颜。史语所钟柏生先生曾送林老师一套新《乙编》，据说曾先借给白于蓝师兄，帮助他撰写了博士论文。我就读时，也高高兴兴从林老师家搬走，放在我那里很久。（后来周忠兵兄也借走过。）有一年寒假，我装了两大本带回老家，假期里基本完成了YH127子卜辞以及殷墟第十五次发掘所得卜辞的整理，缀合了不少甲骨。返校后跟林老师汇报情况，林老师说“真了不起”，搞得我都很不好意思。其实我很清楚，自己做得很不够，每次向林老师汇报时，心里也都很忐忑，可是老师的鼓励马上变成新的动力，让我再努力把研究做好。

我从两位老师那里受惠实多，不胜感激。只能努力再努力！

蒋玉斌与林老师（右）在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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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初学者的建议

一是循序渐进、学用结合。研究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要多下功夫，知识、经验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这一点毋需多说。问题是要学的那么多，怎么学呢？大概还是要循序渐进。先通过基础学习，形成知识框架，再随着读书、学习的深入，慢慢把新知识往上挂，同时也将原有一些认识刷新。例如阅读某一方向的学术著作，可以先集中看一种权威经典，或综述性较强的书，或最新的研究论著，形成对该项研究的基本认识；再旁观他书，由于已有基础，此时就可快读，重点放在新知识和更新的知识上即可。

本领域要掌握的内容很多，打基础阶段要学习很多新知识，刚学的东西，有时一不留神就忘了。以我的体会，一方面要通过比较、系联，让新知识跟已有知识挂钩（如上所言）；另一方面，学了之后，“用”很重要。怎么“用”呢？考试是很好的方式。考前精心准备、考后及时总结；认真对待各种形式的考试，自己也可以考自己。新学了一批古文字，接着就找几篇原始材料来读读，这也算考试。向别人讲述也是“用”的方式。能把已学的知识讲明白了，知识框架就理清了，知识就成了自己的，不容易忘却了。同理，写研究报告或论文，也是方式之一。总之，把灌输到自己头脑中的知识变成可输出的知识，掌握得就比较牢靠了；如果过一段时间再重复一下（“复习”），大概好多年都不会忘记。

二是学思相辅、慎思明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是材料主导的学问，探论任何问题都必须建立在材料基础之上。如不加强对材料和其中基本规律的学习，就思考什么理论，大概只会说些空话。我以前接触到一位同学，对汉字起源、结构确实感兴趣，大概是看了一本讲汉字理论的书很受启发，就跟我谈自己的想法。这位同学用了很多概念术语、讲得很起劲，可我根本听不懂，就说，我掌握不了你的话语系统，听不懂，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说明下。同学竟然举不出什么例子。思而不学则殆，真是太可惜了。

学而不思则罔。既要勤学，又要善思，要将学到的东西合理地纳入自己的知识框架中，同时又要逐步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我开始看的古文字书包括康殷的书，当时觉得康书很好，收获很大；后来在看其他书的过程中，看到很多不同的说法，就加以比较，逐渐将康书中错误的说法置换掉了。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关于汉字、古文字的书，网上也有很多资源，不严谨、不准确者不在少数。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是通过这些书或资源而接触到、喜欢上古文字的。一定要注意适时更新自己的认识。一方面要多看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判断能力。

三是不忘初心、保持热情。要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当作专业来学习，最好是真正感兴趣；如果不是对这一事业真正感兴趣，乐意投身其中，恐怕很难坚持长久的研习。大千世界五彩缤纷，诱惑很多，能数年如一日地坚持做好一件事，我觉得还是很令人钦佩的。能有长久的毅力当然最好，但是人的情绪总有起伏，有时可能动摇，有时可能低落；既然认定了目标，就该不忘初心，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保有热情。动力不足了，就给自己加点油；新鲜感不够了，也可以适当来点刺激。我上大学时，有一年孔子圣诞日，就抱着一本《论语译注》到了孔庙，在金声玉振坊内一棵大树下读了半天——那当然是相当地能装了。但以此为开端，还真把《论语》好好读了一遍。古文字新材料一出来，大家常争先恐后地去研究。有朋友跟我谈，“抢材料”好不好？我感觉，遇到新材料，当然就像打了鸡血，此时无热情，何时有热情？只要是求知而不是求名，快跑几步挺好啊。只是对于初学的朋友，一定要以打好基础为主，如果基础未打好，一味追新，那就舍本逐末了。获得成就感也是保有热情的好办法。我曾举甲骨缀合的例子来说明：“甲骨缀合绝大多数很容易验证，几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旦发现缀合，很快就能知道结论，而不像是需要论证的问题，需要反复思量。这就使人马上获得成就感，欲罢不能，因此就能带着更大的积极性去阅读、研究甲骨材料。”近些年甲骨缀合的作者群越来越大，不少年轻学者由此走入了甲骨学研究领域。其他方向也是如此，可以先订立一个跳一跳就能达到的小目标，然后努力去实现。

四是先小后大、敢当专家。做学问应该有宏观视野，讲格局，很多大家都讲过。而在具体的研习过程中，尤其是在已经打好专业基础、初步进入研究阶段的时候，先占一块小的阵地、以后再逐步拓展、深挖，是较为可行的。既然是小的阵地，就应该做精、做全；既然是自己的阵地，就应该“我的地盘我做主”，就要成为这一专门领域内的专家，至少对材料、对于已有研究状况是最熟的，对有关问题的思考是最前沿的。要有这点自信；不然就不成功。当然，阵地经营好了，不能故步自封，还要往外看，往更深更广的方向看，这就是后话了。

五是研究有用、力争创新。进入研究层面，要面临订立题目的问题，有时是论文选题，有时是学位论文选题，有时是一个阶段内的研究目标。我读博士时，吴振武老师曾说过（或转述），论文写作要有新东西，三“新”至少应占一“新”，三“新”即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三“新”的表述既中肯又实用，对我启发很大。以上三“新”侧重“新”，有时研究中的创新点没有那么多，但也不无意义。我想是不是可以再转化出两个标准作为最低要求：一是有用；二是独到。有用——所做研究对学界有帮助，成果用得着、用得方便；独到——所做研究不是重复劳动，有自己的特色。为什么要强调独到呢？因为如果一项研究谁都可以这么做，那也就没有什么含金量了。我感觉上面两条是研究的最底线，也提出来供大家批评。

在论文形式上，有的是材料型的，在研读、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研究；有的是架构型（论述型）的，需要搭建一个框架，有理有据地加以论述。初学者可根据已有基础、研究旨趣、驾驭能力等选择合适的方式。

六是重视讨论、善于交流。讨论能巩固和梳理已有知识，讨论又能相互启发。已经在各培养单位就读的同学，应积极主动地与导师交流。此点易明，就不展开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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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和信息化带来的变化

电脑技术、电子资源都是工具，是研究工作的利器，理应充分利用。对我的研究而言，由此获得很多方便。像现在查一本书，即便是纸书放在屋里，也懒得去找，直接就翻电子书了。陈剑先生也跟我这么说过，我想不少同行都有同感吧。技术方面，我电脑基本操作没问题，有些软件用得还算很熟；但对硬件、比较新的一些软件，就不太熟悉。今后也要多了解、多学习，善于利用。

我是上大学后，大概是在1997年接触到电脑的，用的还是DOS系统，操作电脑要用命令。当时觉得电脑做事确实方便，在一个寒假里，我曾借了台电脑来做一个《老子》的数据库（选择《老子》，只是因为它短）。自己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用Fox设计字段，制作数据库，做好后存在一张软盘上。当时乐此不疲，现在完全无用，只是这份经历还有点意思。今天制作古文字、古文献数据库，文本上要准确，体例上要谨严一致、便于加工，要处理好制作者的编辑意图、电脑的工作语言、使用者的需求之间的关系。目前，理想的古文字数据库还是凤毛麟角。热切期望同时懂古文字和计算机（至少是精通其一，并充分理解另一门）的复合型人才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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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的交流形式和学术规范

我认为应该鼓励各种形式的交流，包括网站发文，网上、论坛里甚至微信中的讨论（这些讨论意见，以下就简称“网说”吧）等。专业网站的网文因为有明确标题、出处，学者多已视同正式论文援引。造成困扰的主要是“网说”。

“网说”也很重要，“非典”期间国学论坛的盛况，不太年轻的同行应该记忆犹新。在几大天王带领下，论坛中涌现出很多真知灼见，我觉得对我们这一学科来说，那也是很特殊的一段美好时光。

对于严谨负责的学者，他将观点发表在什么地方，话的口气如何，说到什么分寸，自有其考虑。有时只是做些补充说明，或只是提出一说，不值得专写文章，可能“网说”就够了。“网说”发表后，是否希望其他学者引用呢？我感觉既然发表了，好像还是希望有关研究能加以引用的。但别人是否能注意到、注意到了又是否一定引用，就不好说了。因此，“网说”有必要成文的，最好及时提炼、丰富、加工，正式发表。尽量避免由于未及时正式发表，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说”给大家造成困扰，我想主要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漏列“网说”的问题。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学风一向较好，可以说是严格遵循不掠人之美的原则。一旦不小心漏列前说，就很焦虑，自己这里就过不去。现在“网说”这么多，有时就更焦虑了。我自己觉得，对待自己，当然要严格要求，平时要多留意（在比较细致的专业领域内，即便是“网说”，最有可能在哪里提出，其实是可以了解的）；提出观点后，也尽量查查有无类似成说；另外，多请同行指教，也有较大几率避免漏列前说的问题。如果漏列成为事实，就尽量从早纠正。对待别人，又应该豁达一些，对于非主观故意的遗漏，多一些同情之理解。

“网说”困扰的第二方面，也是最让人头疼的是，网络上的发言比较随便，虽有严谨的成见，也有临时的不成熟想法，而且还有大量的胡乱猜测。等到需要对一个问题作综述或集释时，观点不收全吧，不够客观、全面；都收吧，又是鱼龙混杂。“网说”用与不用，哪些用哪些不用，如何用，我看很难统一，只能是研究者自己定好体例，至少在一项研究中一贯执行吧。

08

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说到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间的关系，我处理得很不好。做研究工作，看似时间自由度很大，实际上空闲很少，常常就把应该付给生活、休闲的时间侵吞了。这很不好。像每天陪孩子、管孩子写作业等等，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是应该做、需要做的事情，必然要付出时间。应该做好时间管理，做事要有计划、分清轻重缓急，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我要像那些学问做得又好、生活又过得有滋有味的学者学习。

跟上面说的相应，目前我的锻炼活动也很少。学生时代的锻炼活动还是比较多的，例如大学期间曾有早跑，大学和研究生时期经常踢踢足球。要说踢球，那也是相当得厉害，哪个位置都能踢，从守门员到前锋全干过（懂球的都知道，这得是怎样的水平）。踢球的时光非常快乐，还交了一帮好兄弟。大学时有一次足球教学比赛，我还攻入全场唯一一个进球。守门的是李明晓兄，要知道明晓兄做学问可是稳扎稳打的。后来这种锻炼活动就渐渐少了。前段时间刘钊老师跟我们说，要注意锻炼，即便不出去，也可以在家做做深蹲什么的。于是我就做做深蹲，希望能坚持下去吧。

休闲活动也很让我向往。其实我觉得，休闲确实需要时间，但更重要的是心态。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屏幕一角播放看过无数遍的周星驰电影，画面似乎在看，又似乎不用看，台词好像在听，实际上又不用听；键盘上则是噼里啪啦打字，一点儿也不耽误。晚上有时还跟隔壁的鹏万兄或是跟更多师兄弟姐妹们一起看个新电影。现在想来，就觉得挺休闲的，很幸福了。

校友简介

蒋玉斌，东北师范大学2000级古籍整理研究所硕士校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出版有《殷商子卜辞合集》等著作，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6项。曾获首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汉字文化传播贡献奖等奖励。